香港——無為而治下的奇跡 - 談香港為什么能成功?獅子山學會-王弼
“香港——無為而治下的奇跡”，這個活動預告發布出去后，我看到網民有意見，說香港回歸前是英國治理，香港是英國人設計的，不是你們的功勞，香港到底是不是英國人設計的？香港的發展史是充滿矛盾的發展史。
香港是與紐約倫敦齊名？還是已完蛋的城市？
2008年，美國《時代》雜志有一期封面文章是《Ny·Lon·Kong》，將紐約、倫敦、香港放在齊名的位置，稱為三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。是同一年，香港有臺風，很多飛機不可以起飛，一位國內同胞被困在機場，心直口快地埋怨說：“你們香港是怎么搞的，害我排了幾個小時也沒有搞定！香港若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，香港就完蛋了！”她說的話在網上傳播以后，反響很大，爭論很大，有不少網民認同她。所以“香港完蛋論”還是挺有市場的。
一方面是《時代》將紐倫港列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，一方面是內地人說香港完蛋了。我覺得，目前香港人不應該評價自己究竟是完蛋還是真的與紐約、倫敦齊名。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我不關心香港是不是已被上海、北京超過，如果香港被北京、上海、廣州超越，這是好事。
我們有一些客觀數據，2008年的“金融海嘯”中，紐約、倫敦的銀行都要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救他們。但是香港的銀行沒有一家完蛋，沒有一家要政府去救。我不是說香港已經超過紐約、倫敦，香港也有香港的問題。
首先，香港是一個什么地方？有人說香港是英國人當年精心制造的。
我們香港人對《南京條約》比較明白，從小念書就知道《南京條約》，歷史也講《南京條約》。香港人結婚有一個程序是丈夫要跟老婆示愛，迎接新娘出來，丈夫就說我的錢全部都給你了，伴郎伴娘都會說，光說沒有用，你簽一個吧！新郎就說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那是《南京條約》，不可以簽。
第一任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閣下（清廷譯作璞鼎查，The Rt Hon.Sir Henry Pottinger）是一個海盜，當時他的目的是把丫片、篤品賣進中國，獲益，越快越好，越多越好。他們也會回到老家，不會留在香港過一生，你說這些人會不會精心設計、建造香港？
所以，香港的建設很多不是政府的功勞。砵甸乍上任總督后，隨即依據《英皇制造》成立香港政府，設立了行政局、定例局和至高法院。定例局在1844年1月11日舉行首次會議，并在1844年2月26日通過首條香港法例。然而，砵甸乍任內很少舉行會議，因此總督擁有很大的權力。
砵甸乍規定“香港乃不抽稅之埠，準各國貿易，并尊重華人習慣。”讓香港成為貿易自由港、尊重華人習慣，并不是因為他特別愛中國人，而是他不想華人妨礙他獲益，他們賺完錢就走了。
不抽稅的政策深遠地影響著香港。我不知道國內的報稅是怎么樣的，報稅在香港是挺方便的，填一張A4紙的表，很簡單。1946年，香港訂立單一禾兌率，當時至高禾兌率是16%。今天香港人要交稅，至高禾兌率是15%，但是你要交15%的稅也不是容易的事，因為你的收入要在240萬以上才交15%，你沒有這個本事就交不了15%的稅。所以，在香港繳稅是身份象征，你交稅交得多，說明你很有地位。一些老板就說交15%就算了，不會去避稅逃稅。
香港現有工作人口340萬，但繳納薪俸稅的人數只有120萬，占工作人口的35%左右。此外，繳納薪俸稅至多的50萬納稅人士所繳稅款占薪俸稅總收入的95%，10萬名人士所繳的稅款占薪俸稅總收入的71%。利德禾兌方面，現在全港約有75萬戶登記企業，但60%的利德禾兌額是來自繳稅至多的800家企業。香港普通工作人叩交稅是很少的，每年可能交個人所得的5%—6%，而且我們沒有其它稅，沒有銷售稅，但是抽煙要交稅。
《南京條約》以來，港英政府一直做得很少很少
所謂無為，就是可有為而不為之，盡量少改動，訂立簡單、適合當地文化的法例。因為要管得方便，盡量可以不改變的就不改。比如英國本土用自己的刑法，香港則繼續了被殖民前的習慣。
大清滅亡后100多年，香港目前實施的還是當時大清的律例。比如新界出生的香港本土人，如果是男丁的話，他們會有一片耕地，可以蓋房子，沒有蝸居的問題。有的律例已經沒有了，比如納妾，就是討小老(，1971年就廢除了，所以有的人趕在1971年前就找個小老婆。
水務：英國人剛到香港做的事情其實很少。他們要保證有水的工業，這是水務局，19世紀香港人口膨脹，城市擴張，原始的水資源供應難以滿足城市需要，香港第五任總督羅便臣(Sir Hercules Robinson，1859 to 1865)提出了第一個水供應議案，薄扶林蓄水池是香港的第一個蓄水池。
電力：香港的電力供應在1901年就已經有了，不過不是香港總督府建的，而是民營公司建造和經營的。
電車：香港的電車在1904年就已經有了，也是私人的，不是政府的。
煤氣燈照明：中環都爹利街的石階約建于1875年至1889年間。四座煤氣路置于石階兩端的欄桿上，是本港僅存的煤氣路燈，現仍由原為本港提供街道照明而開辦的香港中華煤氣公司經營，也是私人的。更特別的是煤氣公司沒有任何的價格管制，為什么？因為香港人可以不用煤氣的，可以用電、石油的。
股票：早在1864年我們已經有了股票交易，1891年正式有了股票市場。這也不是香港政府推動的。
醫院：香港的東華醫院，是在1870年奠基，1872年落成的，也是私人的，沒有政府的幫助。
機場：啟德機場是回歸前主要的民用機場，政府也有計劃，但主要是兩個廣東人——何啟和區德投資建設的，啟德機場就是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。香港地小，填海造陸，然后把土地賣出去獲益。何啟和區德在20年代也是這個計劃，但是他們虧本破產了，政府就撿了便宜，發展起啟德機場，1922年落成，1936年，香港成立了第一條民用航線。
人口：1841年，香港島人口僅為7450，住在沿海的村莊里；1850年代，大量內地人遷到香港來，到1865年，香港人口達到125504，1941年甚至達到160萬，但由于1941年—1945年的太平洋戰爭，人口跑掉了100萬，只剩下60萬，但到1950年就達到了220萬，1960年代則上升到300萬。
人一多，住房的問題就出現了。
可以說《南京條約》以后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，其實政府都是做得很少很少。
50年代的香港，自由發展
住房：我們學會為什么叫“獅子山學會”呢？因為1950年代很多大陸同胞移民來香港后沒有地方住，很多就住在獅子山下。那時候香港政府并沒有給他們提供什么福利，但我們覺得只要有一個空間給我發展我的事業、我可以干我的活就可以了。我覺得這個精神是香港成功的精神，所以我們的學會叫獅子山學會。
因為五六十年代人口膨脹得厲害，政府也做了點事情進行市場干預，包括建造公共房屋，在原木屋區、近工廠區附近重建，教育工作由民間主導等。比如，港英政府嘗試“有為”地干預，實行租屋管制，加劇木屋區的形成，不允許本地人把房屋很貴地租給移民，他們已經很慘了。
但是出現了一些情況，比如二房東的出現。周星弛的幻影《功夫》里面，有一個打斗很兇的場面，那個地方叫豬籠城寨，有一個叫包租婆。政府要求，第一地主的房屋租金不可以上升，第二不可以無理趕走住戶。于是，地主就把房屋租給中間人，由中間人再租給那些難民。所以就有了包租婆這個怪物。
那些年，住戶連租房的能力都沒有，他們就在山邊自己搭建了木屋區。木屋環境很差，包租婆那里環境也很差，他們就換來換去。很多人有土地，他們也不會蓋房子，因為有租管的問題，租金和投資的回報都無法保證，木屋區就越來越多。
教育：教育方面，政府的反應也是很慢的。人口迅速增長之后，教育需求急升，至初是由民間、教會這些有心人推動，其后通用、強制教育二十年后才由政府提供。這是一個人體藝術課程。
1953年12月24日晚上9時25分，木屋區發生了一場大火，涉及多個木屋區，包括白田上村、白田下村、石硤尾村、窩仔上村、窩仔下村及大埔村，12000人無家可歸。有人說是英國人想發展土地，所以把木屋區燒了，也有人說是當地政府把自己的房子燒掉。但是，大火之后，港英政府為安置災民，在原木屋區修建了兩層高的平房，稱為“包寧平房”，之后再興建29棟7層高公寓，供災民入住。
其實我覺得1953年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是成功的。為什么？那么多人不選擇其他地方住，而選擇了獅子山，為什么？是因為這里有很多事情可為，可配合你的工作。
被視為德政的公共房屋于1953年展開，成功解決了當時香港中下階層的住屋問題，但無限度的擴張卻為以后的“悲情城市”埋下伏筆。一個很好的政策，在當時是成功的，但是你不斷復制，以為那是一個必勝的模式，不考慮外部環境的變化，這時就會有風險。
60年代的香港“積極不干預”政策的確立
香港概念：在60年代以前，對“香港人”是沒有概念的，我的上一輩，我爸爸的一輩是沒有香港概念的，都說我是上海人、寧波人、廣州人……60年代以后，香港人身份才得以確立。50年代逃到香港的人本來夢想著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家鄉，但是到了60年代，他們就沒了這個想法。
電臺：1967年香港第一個無線電臺——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（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，TVB）成立，開始對本土文化進行傳播，業務拓展到電視廣播、收費電視、節目制作及發行、動畫代理、微星電視、雜志出版等。
理財：香港從前有一個政府的理財模式，但港英政府不愿在香港干太多事，但是60年代有一個財政師郭伯偉，在港英正式確立審慎理財原則，實施“積極不干預”政策，在十年后成為典章。
華人的地位不斷提高，1969年我們也有我們的股票交易所，如華東證券交易所，這是我們的本土文化。在1969年前上市的公司，大都是由英資巨賈所把持，但1969年至1973年新上市的，絕大部分屬華資企業。
郭伯偉一定要講，因為他選擇不做很多事情，香港現在才這么繁榮。1992年“末代港督”彭定康來香港的時候，跟他見面，他第一句話就說，這都是你設計的。
郭伯偉有幾個到現在都很重要的概念：
少限制，讓資金自由流動；
不與民爭；
信任眾議而不是宮僚；
市場選擇，優勝劣汰；
政府預算以政府收入為限，力求平衡。
就第一點，資金自由流動，如果資金不自由，你就好像是騙人。因為1965年，有很多銀行倒閉。有人建議凍結香港閑置資金，郭伯偉就說不可以，你不許它走，將來它走了永遠都不會回來，這是很重要的香港精神。
他不喜歡推動金融、高科技，因為他認為市場是一個至好的裁判，去選擇誰是贏家，市場是很殘忍的，只有經過競爭才能夠留下來。政府、官員就不能客觀選擇，會因為個人人際關系的好壞而影響他們的抉擇。
政府的開支跟收入要盡量平衡，不可以斥資。
70年代的香港——“我們都是凱恩斯信徒！”
1971年，我們有一個新的港督，麥理浩勛爵，麥理浩是任期至長的港督，他也是香港人，現在都有很多人喜歡他，因為他在任期內曾先后作出多項影響深遠的措施，包括實行十年房屋計劃（1972—1987年），建立微星城市，鼓勵私人資金興建海底隧道BOT（build—operate—transfer）、地下鐵路，成立廉政專員公署，推行9年通用義務教育等。他曾于八十年代初期訪京，獲鄧小平接見，為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拉開序幕。
十年房屋計劃：為什么是10年？政府做事有了一個目標，定下來就不斷蓋房子，至后經過了16年才完成。我說的“悲情城市”就是微星城市。1953年修公共房屋就是在原木屋區蓋，便于人們工作。但這個微星城市周圍并沒有出現很多就業機會，反而會浪費人們兩三個小時在上班下班的路上。我們的很多基建都不是政府做的，比如修建公共房屋、修建海底隧道都不是政府做的，而是采用BOT，就是用民營公司出資修建，建成后民企可以在固定期限里使用，比如20年、30年，收取使用費、租金、酬金等，過了固定期限，這個設施就移交給政府。其實這是個很好的方式，風險民企承擔，至后政府可以接管。
教育、地下鐵，都是70年代有的。
在財政方面、金融方面，市場會自動調節的，但是在住房、就醫、教育等方面，我們在70年代有很大轉變，以前基本都是民間自發組織，70年代后政府開始對公共設施和公共福利有所傾注。
再說一遍，香港不是英國人設計的，因為在政府關注公共福利的70年代，英國自己的經濟搞得一塌糊涂，被稱為“歐洲病夫”。
講香港不是為了夸香港很好，而是我們發展早一點，有很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可以分享。1973年股災是很好的一個案例，股票從至高1700點下跌到150點，跌了九成多，外在因素是石油危機，內在因素是香港八分之一人口投資股票。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，叫香港天線。那時電視剛剛普及，要裝天線，有一個做天線的公司上市的時候，股票是1塊，第一天就升到50塊，但是后來有人發現，把一根很簡單的鐵線放在電視上也可以看電視，不用買天線，古迷就瘋狂地拋售股票。我們開玩笑叫香港天線，還是香港癡線，就是說香港瘋了。這次股災，政府還是維持資金自由政策，沒有干預市場，奠下金融中心的基礎。
廉政公署：1974年2月15日，香港出現了歷史上至重要的一件事：成立廉政公署。廉政公署是打擊貪烏的，它的成功讓人迷信。廉政公署行動對國內來講，肯定是一個天大的福音。廉政公署的出現有它的背景，那時候貪烏至厲害的是敬言察，廉政公署的出現就是把敬言察的權利瓜分了，把打擊篤品交給海關，把把管理街頭小販交給小販管理隊。
80年代的香港，回歸過渡時期
80年代香港處于一個比較動蕩的時期，因為鄧小平同志準備收回香港了，香港進入過渡期。當時中央很怕英國把我們的地都賣了，把錢拿回英國去，就規定港英政府每年只可以賣一定的土地，1984年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限制港英政府每年賣地不能超過50公頃。因為供應限制了，所以地價就逐漸提高了，高地價所帶來的稅收，增高達政府收入近三成。
港英撤出后，買地限制讓高地價成為政策，地產成為香港經濟命脈。
聯系匯率制度：1980年代初，香港面臨回歸談判問題，加上香港股災，市民對港元信心出現動搖，港元不斷貶值。1983年9月，出現港元危機，港元兌美元跌至9.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。為挽救香港金融體系，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聯系匯率制度，港元再與美元掛勾，匯率定為7.8港元兌1美元。此后穩定下來，聯系匯率制度一直實行至今。聯系匯率如果穩定的話，對貿易發展和成為金融中心都很有利，但如果不穩定，價格就會波動。而且如果出現什么狀況的話，不可以用匯率來調整經濟，只能用價格來調整。
1997年香港樓市泡沫，但是因為我們緊盯美元，不可以調整匯率，只能調整價格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，泰國、韓國的貨貝都貶值了，只有香港是跟著美元，我們把價格降低，但是非常痛苦。
香港有特殊因素支持：自有產權、高人均GDP、高GDP/地面積、透明交易紀錄、累積財富。對香港來講，其實高地價也有好處，我們的禾兌率很低，地價也是稅的一種。英國人給我們留下了尊重私有產權的律例，我們的人均GDP很高。
董建華年代與曾蔭權年代的香港
香港發展的六十年里，香港人累積了很多財富，一部分用于買股票，絕大部分就買房子。香港人就相信傳統智慧，現金放在家里沒有保證，房子才有保證。所以香港的房價常年維持在一個高的價位，但是1997年下跌了七成，1994、1995、1996年沒有人知道房子會下跌，從來都覺得買房子一定是賺的。
1997年樓市泡沫，我們也出現了蝸居問題，特區政府銳意調控經濟。當時是董建華在位，董建華說：英國人可以做的，為什么我不可以做？1997年10月，董建華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著名的“八萬五”政策，即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于八萬五千個；10年內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；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3年。
歷史不斷地重復，2005年曾蔭權上臺后，到現在我們又面臨蝸居的問題。你看這張照片，在我旁邊有個燒烤攤，燒烤攤有一句“珍視寶貴生命”。為什么寫這個呢？因為2002—2003年是房價下跌至慘烈的時候，很多人買這個碳來白殺。
董建華在位時，發展迪斯尼公園和數碼港，希望將香港塑造成為亞洲的大都會，董建華說數碼港可使香港走向高增值的未來，迪斯尼則導向香港成為更成功的旅游目的地。其實現在的迪斯尼真是不行了，如果沒有國內的游客，迪斯尼真是要完蛋了。
曾蔭權在位時，面對現實，做了很多事情，把董建華做得好的事情發揮一下，把從前沒做好的都停掉。比如，停止公共房屋政策，“恢復”高地價政策。
至后，為何有所不為的政府也可以是負責任的政府？要分清是政府的責任，還是我們自己的責任。比如住房，沒有人能忍受露宿街頭，特別是在香港社會里是不可以發生的。這是政府的責任，要讓每個人有地方睡覺。是不是擁有物業，這就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了。
我想，香港成功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你自己去決定，如果做錯的話，你就承受這個結果，政府不負責你愚蠢的決定。謝謝大家！
作者：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王弼
